其中，黄奇帆指出，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目前，人民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锚定美元的，这固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但从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发展需要来说，这种现状绝非长久之计。在他看来，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这个问题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显得越发迫切，需要研究。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要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另外，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中央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一定的比重，那么就要思考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目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和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淘汰掉。这个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30·60”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所以在这个的过程中，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即“转型融资”。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这些年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往往是国外主力机构投了，国内机构才跟进，甚至一窝蜂，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对于目前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国内的这些机构们能否抓住机遇呢？黄奇帆称既十分期待，又同样担忧。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让老百姓更好的获得财产性收入。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其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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